提到谭嗣同，大部分人对他的事迹，应该都比较熟悉，但很少人知道，他与毛主席之间，还有一段渊源。

说到这里，有人就会问，谭嗣同与毛主席之间，怎么会有渊源呢？

要知道，谭嗣同是清朝光绪年间的人，并且，他在光绪二十四年时（公元1898年），就因变法失败而被捕。

之后，同样是在这一年，谭嗣同便与其余五位义士慷慨就义。

尽管在谭嗣同就义这年，毛主席已经六岁，但一个是为变法维新甘愿付出生命的义士，一个是湖南乡下的孩童，所以，二人之间又怎么会有渊源呢？

实际上，二人之间的渊源，是另外一个人串联起来的，而这中间的故事，得从谭嗣同不愿随波逐流，一心致力于维新变法开始说起。

说起谭嗣同，可以说他是名副其实的官宦子弟。

谭嗣同的父亲名为谭继洵，其早在道光年间，就因成绩优异考中举人，成为了当时湖南浏阳谭氏宗族有史以来的第一个青年举子。

考中举人后，谭继洵再接再厉，又在咸丰九年再次高中，并顺利通过殿试，最终被赐同进士出身。

自此，谭继洵开始了他的仕途生涯。

他先是前往户部任职，由于工作表现出色，受到上司赏识，由此得到了逐级提拔的机会，到了咸丰死后，同治皇帝登基之初，谭继洵已经官至郎中。

而这还不是谭继洵官宦生涯的最顶点，在此之后，他又屡获提拔，而到了光绪年间，他已经升任至湖北巡抚，称得上是管辖一省地方之封疆大吏。

而谭嗣同，就出生在这么一个家庭之中。

原本，有这样的家庭作为依仗，只要谭嗣同按部就班认真攻读，并正常参加科举，在其父的安排下，必然也会是富贵一生。

甚至有可能，还会位极人臣也说不定，最起码，不会有什么杀身之祸。

尽管谭嗣同的父亲也是这样想的，但是，谭嗣同却不这么认为，早在他二三十岁的时候，就萌生了要改变国家现状的雄心壮志。

此时的清廷，正被列强欺辱，各种丧权辱国的条约也是签到手软，看到国家受此欺辱，谭嗣同悲愤不已。

多年的游历和求学，让谭嗣同明白，只有变法维新，方才能救亡图存。

于是，他将全部的精力，投入到了提倡新学、呼号变法之中，在此期间，他写出了重要著作《仁学》。

同时，他还与挚友唐才常创办了学堂，力图把自己平生所学，传授给更多的人，同时也想从学堂里培养出更多的维新人才。

而他与毛主席之间的渊源，便是从他创办的学堂开始的。

谭嗣同创建的学堂，位于长沙，名为长沙时务学堂，该学堂是湖南所创办的第一所近代新式学堂，也是湖南近代化教育的开端。

当时，学堂内共设中文学、西文学以及数学等科目，担任中文总教习的为梁启超，而谭嗣同本人，则亲自担任了中文分教习。

学堂于公元1897年八月招考，当时录取的第一批学生有四十人，而在这四十人中，不乏有后来相当出名的人。

比如蔡锷，就是这第一批学员其中的一个。

除了蔡锷之外，当时学堂里还有个来自岳麓书院的学生，他不仅积极参与到了谭嗣同在湖南组织的维新改良活动之中，并且还加入了谭嗣同一手创办的“南学会”。

在这里，他接受了谭嗣同的教导，因此，他也算是谭嗣同的学生之一。

正是这个人，让谭嗣同与毛主席之间有了联系，那么他是谁呢？他就是杨开慧烈士的父亲杨昌济先生。

我们都知道，戊戌变法失败最终还是以失败而告终，期间谭嗣同慷慨就义。

之后，杨昌济先生先是避居家乡数年，又分别在1906年和1910年，在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和英国的爱丁堡大学就读。

1913年，杨昌济先生在结束了九个月的德国考察后，回到了阔别多年的家乡长沙。

在这里，他拒绝了来自湖南督军谭延闿的邀请，表示自己不愿接受高官厚禄（当时谭延闿邀请他出任湖南教育司司长一职）。

拒绝之后，杨昌济先生选择了在湖南高等师范学校当一名教师。

而我们都知道，在1914-1918年之间，毛主席正是在湖南第一师范学校求学，也正是在这里，他成了杨昌济先生的学生之一。

杨昌济先生曾师从谭嗣同，而毛主席是杨昌济的学生，所以，谭嗣同和毛主席之间，就因为杨昌济先生的关系，有了这样一份渊源。

不仅如此，杨昌济当时十分喜欢年轻的毛主席，甚至还亲自促成了女儿杨开慧与毛主席的婚事。

所以，杨昌济先生既是毛主席的老师，也是毛主席的岳父。

也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情谊，杨昌济先生对于毛主席在求学之路上的影响，可以说是相当的大。

杨昌济先生本人，接受过较为完整的传统教育，早年间还曾潜心研究过宋明理学。

原本，按照这样的经历，他应该为成为我们印象里那种固执己见、排斥新事物的“老夫子”，但是，他并没有。

参与过变法，本身就说明了他是一个开明之人，之后又在日本、英国以及德国的求学游历，更让他的思想发生了很大变化。

而在结合自己的见闻、所学等之后，杨昌济先生形成了一套既有中国特色，又结合了西方先进理论的教育、学术思想。

比如，他就提出过“教授、训练、养护”的教育办法，用我们现代话来说，就是德智体全面发展。

这种思想，放在现在不稀奇，但放在当时，就算是相当先进了。

此外，他在王阳明的“知行合一”基础上，结合了西方现代教育思想，提出和推行了诸如“注重实践，反对空谈”、“洋为中用，反对全盘西化”，以及注重发现、爱护和培养人才等多个观点和理论。

而这些，都对当时湖南的教育，以及对毛主席等一批学生形成了很大的影响。

比如，在知与行、理论与实践三者之间的关系上，杨昌济先生就认为，“博学、深思、力行”，三者不可偏废，意思就是不仅要学，还要会思考，同时也要注重实践。

而毛主席后来就说过，“知也，信也，行也，为吾人精神活动之三步骤”，这其中，所谓知也，就是学习接受，而信也，则是对学习和接受的东西进行思考，去想一想这些东西到底对不对。

最后的行也，自然就是用实践去落实的过程。

而这个观点，其实就是杨昌济先生所说的“博学、深思、力行”升级版，从这一点就能看出，杨昌济先生教育思想是对毛主席有一定影响的。

再比如，在对待教育问题上，杨昌济一直就提倡以教育经世，尽可能让更多人接受到教育，这样才能真正实现强国。

而毛主席对于教育的重视程度就不用多说了，他老人家最喜欢的称呼，就是“毛先生”。

所以说，杨昌济先生对毛主席的影响是相当深刻的，尤其是对年轻时期的毛主席在思想上的影响更为巨大。

而再说回谭嗣同，实际上，细细思量的话，就会发现，谭嗣同与毛主席之间，颇有“薪火相传”的意味。

这里所说的薪火相传，不仅仅是指谭嗣同乃杨昌济老师的原因，而是指他们共有的救国精神。

谭嗣同的一生，致力于维新变法，并为此甘愿付出生命，作为近代中国里，为改革变法而流血牺牲的第一人，谭嗣同的爱国精神，是一种极为宝贵的传承。

而他的那番“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，今日中国未闻有因变法而流血者，此国之所以不昌也。有之，请自嗣同始”，更是激励了后世无数爱国志士。

虽然，谭嗣同没有成功，早早的就倒在了黑夜之中，但是，他所留下来的精神，却并没有彻底熄灭，而是如星星之火，不断在延续。

促成这种延续的，有杨昌济先生，还有无数个像杨昌济先生一样的人，他们通过教育，把为国家为民族献身精神的精神，传递了出去。

他们的学生们，继承和发扬了这种爱国精神，并最终将原本是星星之火的的精神，变成了燎原之势。

而这些学生之中，就有毛主席。

所以说，什么叫做“薪火相传”？这就叫做薪火相传，毛主席和谭嗣同二人，虽然没有产生过现实中的交集，更没有见过面，但是，他们在救国这一点上，却是一样的。

而这份精神上的传承，如果再往上追溯，其实还能追溯到更远。

谭嗣同早年时，曾拜浏阳当地著名的学者欧阳中鹄为师，而欧阳中鹄极为推崇“船山先生”王夫之，在这种情况下，谭嗣同受到了爱国主义的启蒙，思想上也开始多对经世济民的学问产生兴趣。

王夫之的思想学说，曾被章太炎在辛亥革命取得胜利后评价为“民族光复之源”。

而王夫之本人，曾深受张载的影响，至于张载是谁，便是说出“为天地立心，为生民立命，为往盛继绝学，为万世开太平”的那位。

所以你看，这就是文明薪火相传的意义所在，而毛主席，则是这种源远流长的传承中，真正把为天下、为人民而行做到了极致。

也许，谭嗣同当初之所以会从容赴死，正是因为坚信自己的救国之理想，在未来的某天，真的会实现。

而作为他的学生的学生，毛主席做到了。